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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严格来讲，在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中，检察院的职权是分别列举的，对于侦查活动是实行监督，对于自侦案件是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7]参见郑贤君：《宪法方法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因此，即便将来建立集中式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仍应对法院的合宪性解释留有余地，因为它才更适宜于去处理适用违宪的问题。
这种区分对我国法律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住宅还是建筑物：《土地管理法》45条的合宪性 1986年《土地管理法》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就这样，一边是普遍存在的缺陷，另一边是只具有个案效力的补救，缺陷的程度和补救的效力颇不对等，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和补救作用。[62]参见江涛：法秩序一致性与合宪性解释的实体性论证，《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154页。这已经扩大了《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适用范围，但1998年修改之后的《土地管理法》第77条（属于对旧法第45条的修改）依然规定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3]在这种分析框架之下，法律要么不存在任何违宪疑虑，要么就得人民出场，非此即彼。二是沈某与宋某的后婚竟然持续了40年之久，直至宋某去世。另一方面，如果像这样更广泛地理解行政行为的效果，能承认行政行为中的认定判断具有遮断效果的，通常就仅限于与行政行为效果相抵触的情形。
[78] （五）实体法关系·程序法关系与赏罚性法制·请求权（救济法）的双层构造 如果将上述关于撤销诉讼的考察一般化，就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为应当或不应当通过行政行为进行规律（例如应作出给付决定、不应作出命令）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撤销判决等），换言之，是实现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法地位（例如获得某种社会保障给付的地位、实施事业规制法上某项事业的自由）的请求权（恢复原状、课予义务、禁止等）。结果，说公定力的排除只是在说对于经抗告诉讼认定了违法性的行政行为，也可能通过强制执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因而，要让行政实体法与法院保护原告权益、控制行政机关行为的情形相结合，就有必要在不同于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和法理上下功夫。批判的要点可归纳如下：第一，在旧宪法之下，列举主义并不必然保障私人可以向行政法院主张对行政行为的不服。
但是，在被提起课予义务诉讼、在拒绝处分撤销判决确定后再度拒绝时，为了迅速解决争讼，应当对全部法定要件和考虑事项尽数展开调查判断。[7] 最大判1981年12月16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35巻10号1369頁。
[62] 鶴岡稔彦｢抗告訴訟の訴訟物と取消判決の効力｣藤山雅行編『新・裁判実務大系25・行政争訟』(青林書院、2004年) 218頁。译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9] 兼子仁・前掲公定力の理論17頁以下、57頁以下。而目前在判例[94]和法律（行政程序法第32条第2款）上都对这种行政指导和不利处理予以警惕，采取力求这种抑制效果的诉讼也并非不可想象。
[46]成为问题的行政行为制度和其他行政法或民刑事法上制度的关系，与包括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在内在整体上考虑判断的构成要件效力的情形存在不同之处。因为怠于教示或错误教示而耽误起诉期限的，原则上承认其具有容许诉的正当理由（新第14条、第40条第1款）。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诉讼类型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法院负有确定诉讼类型的责任，而不能轻易以诉讼类型错误驳回诉讼。
对于带有起诉期限限制的行政诉讼，法律规定了行政厅的教示义务（新第46条）。[52] 杉本良吉・前掲法曹時報15巻3号38頁。
这些规定的宗旨并不是将这些类型的诉讼作为特别或例外承认而限定其要件，反而是将过去作含有这种宗旨解读的最高法院判例定式[13]变更为综合判断和一般条款的定式。[113] 这里仅列举出交告尚史『処分理由と取消訴訟』(勁草書房、2000年)、大渕哲也『特許審決取消訴訟基本構造論』(有斐閣、2003年)。
但在日本法上，两者都是采取判决的形式，故而，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没有采取意译的方式。[12] 详见山本隆司｢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小早川光郎＝高橋滋編『詳解改正行政事件訴訟法』(第一法規、2004年)72-74頁。[17] 对于新第3条第7款、第37-4条的禁止之诉，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4頁以下。[64] 興津征雄・同論文228頁以下参照。[10] 山本隆司｢行政訴訟に関する外国法制調査－ドイツ(上)｣ジュリスト1238号(2003年)90頁、Karsten-Michael Ortloff, in: Schoch/ Schmidt-Aßmann/ Pietzner (Hrsg.), VwGO Komm. §88 Rn.2 (Stand: 1998). [11] 前掲高松高判・長野地判。Regelung在中文里有时被翻译为处理（高家伟）规制（赵宏）调整（王锴），不过，这些词义都稍显宽泛。
第二，对于衡量现在多种利益而作的不利处分，如果被衡量和考虑的不是同种利益，就不能说是同一处分（以公务员不适格为由的身份处分与以废除职位、超员为理由的身份处分等）。该原告资格的基础在于双层构造的基层，即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的法地位。
[34]奥托·迈耶对行政行为的定义是，在个别案件中对臣民决定什么是对臣民而言的法、并作出归属于行政的官方宣告。3. 与其他程序的功能分担 最后是没有避免损害的其他适当方法（第37-2条第1款）诉的容许要件。
重要的是参照处分理由、处分要件的确立方法及处分的性质来判断。（七）公法上的法律关系 上文强调了行政行为在规律上的性质，并将行政行为撤销诉讼及抗告诉讼的制度或对象解释为法（律）关系的复合。
不过，在禁止诉讼中，存在其他适当方法是诉的消极要件（第37-4条第1款但书[85]），与此不同，第37-2条第1款是将不存在其他适当方法与重大损害要件并列作为诉的积极要件，因而，设想的其他适当方法是比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更大范围的程序。2. 存续力 将法明确化的拘束力因将法安定化的存续力（Bestandskraft）[35]而得到强化。[102] （四）课予义务之诉中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构造 然而，在课予义务之诉中，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联动却成为一个大问题。不过，小早川论文使用了兼子仁前揭《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的图式，以行政行为效果的通用力作为公定力，将超出这种公定力、排斥与行政行为要件的认定判断相反的主张和判断称作遮断效果，但这两者的对比未必是明快的。
[10] 当然，因为过去抗告诉讼的被告原则上不是行政主体而是行政厅（行诉法旧第11条），因为在形式上被告不同，法院无法将原告作为抗告诉讼提起的诉解释为公法上当事人诉讼或民事诉讼而作出判决，反之亦然。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有归化许可，任用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厅、审理民刑事案件的法院原则上就不得否定该人的日本国籍。
确认判决（仅为）宣告法或法的地位，它是与这种行政法关系特质相对应的判决形式。[67] 小早川光郎｢判決時説か処分時説か｣法学教室160号(1994年)120頁以下。
[94] 例如，最判1993年2月18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47巻2号574頁。这时，大致能容许原告在该时点就行政机关的判断和行为的合法性请求法院审理判决吗？如果容许，应该选择哪一种诉讼类型？大家在讨论这两个问题时常常不喜欢作明确区分。
这一制度是在争点拥塞时先加以整理，同时在拒绝申请处分撤销判决等之后的（再度）行政程序中留有事案调查审理的余地。一般而言，只有行政厅在认定处分法规根据的要件上没有裁量或判断余地，确定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执行和实现处分的法规根据，而且，比较性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狭窄，原告能充分收集和理解必要的知识和信息，才是原告能有效地进行这种民事诉讼的情形。——译者注 [2] 第7条规定，本法对行政案件诉讼没有规定的事项，依据民事诉讼之例。[53] 作为批判，塩野宏『行政法Ⅱ』(有斐閣、第三版、2004年)74頁以下、115頁註(2)。
即便如此，如果原告仍不再度申请，也就只能驳回课予义务诉讼。第一，对于相对人私人过去的特定行为所作的处分，如果对象行为没有同一性，就不能说是同一的处分。
大体而言，它要求诉的对象与原告的权益有关（主观要件），原告就系争诉的对象具有现实的利益（时间要件）。也就是说，判决撤销行政行为，是以认定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认定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的法地位为前提，将行政厅违法行为形成了的（或正在形成的）状态恢复到没有违法行为就一定存在的状态的一种手段。
而在日本的课予义务诉讼法制中，法院可以考虑审理状况及其他情况，仅对确认不作为违法诉讼或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诉讼、确认无效诉讼作出终局判决，在诉讼程序完整结束前中止课予义务诉讼程序（行诉法37-3条第6款[105]）。这不是诉讼法的问题，而是行政厅消除自身违法行为的结果、恢复合法状态的实体法上义务的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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